捋一捋被强推上C位的影响因子
如果要找一个科研人员爱之深又恨之切的东西，那非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即IF莫属了。
虽然备受诟病，但是丝毫不影响科研人员对于影响因子的追逐之热情。毕竟，影响因子对科研人员来说，“影响”太多。
德国吕贝克大学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Krach团队曾召集了马尔堡大学18名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来研究影响因子对他们行为的影响。
结果发现，相比于金钱刺激，影响因子刺激下伏隔核(奖赏活动中起作用的脑区)激活程度更加显著。真真是视金钱为粪土，却为影响因子折了腰。
谁“发明”了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成为科研人员漫漫科研路苦苦追求的目标?
提及影响因子，就不得不说科学引文索引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
1955年，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发表《引文索引用于科学》一文，提出了将一篇文章作为检索字段来跟踪一个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关系，并第一次提出用影响因子来衡量一个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1956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尤金·加菲尔德学会，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Current Contents,简称CC)，这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1960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即ISI，国际权威科学机构的既视感呼之欲出。这效果，就比如你家楼下的二狗子鸡蛋饼摊，摇身一变打出了宫廷鸡蛋饼的招牌。
影响因子是怎么计算的?
1964年，该公司正式推出期刊文献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通常被称为“源刊”(source journals)，通过在期刊论文和论文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可提供检索学者的 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
引用索引
SCI选择期刊的原理依据是Pareto提出的帕累托法则，又名二八定律，即20 %的重要期刊上刊载了80 %以上的重要研究成果。SCI每年都会对期刊进行评价和选择。然而，选刊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单看发文总量和总的引用次数，创刊时间较长的期刊肯定是占优势，而新兴的小期刊很难进入选择圈。尤金·加菲尔德发现，每年对于文献的总引用有25%来自对发表2-3年的论文的引用，所以他便用该期刊之前两年的所刊载的论文在当年所获得的平均被引次数，即影响因子，来评估和挑选期刊。
对，影响因子最初的本意是用来挑选期刊的：即xx期刊2018年的影响因子=xx期刊2016年和2017年发表的文章在2018年的总引用次数/(xx期刊2016年发表量+2017年发表量)，这个时候的发表量指的是期刊发表的所有文本文章。
影响因子的“升级”之路
1975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首次出版，为学术期刊提供了多纬度的评价指标，其中之一就有影响因子。随着全世界科研人员对SCI这个检索工具的认可，期刊影响因子的应用开始远离其初衷，而被用来代表期刊所发表的某项研究成功的价值，或用来评判在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SCI和影响因子开始异化。
一时间，SCI期刊成了科研人员选择期刊的首选项，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文章成了科研人员漫漫科研路上追逐的目标之一。
影响因子也可以“被操控”?
而也就在1975年，加菲尔德修改了“影响因子”的定义，将其定义为期刊前两年中发表的“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文章总篇数。通常情况下，“引用项”对应学术文本，“非引用项”对应非学术文本。这个定义，也给期刊操纵影响因子提供机会。
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部分的科研人员，都认为影响因子是国际科学界对科研成果最客观的评价。期刊影响因子越高，表示发表成果更重要，科研水平更高。但结果却是，即使在《自然》、《科学》等高影响因子的顶级期刊中，仅仅有一小部分论文被引用次数非常高，导致影响因子在均值计算过程中出现偏差。
用易出现偏差的指标，来评判科研人员水平，必然产生评价扭曲。更有期刊操纵提高影响因子以便能增加自己的盈利。
期刊操纵影响因子的几种常见方法包括：
l增加分子，即增加期刊文章的引用
l 想办法减小分母，增加“非引用项”，减少“引用项”
正视影响因子的争议
1992年SCI被专业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管理公司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之后，SCI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最具有影响力的检索工具。而大众对SCI和影响因子的追捧一路飙升进入白热化。甚至一些科研人员开始认为，在没有影响因子或是影响因子很低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会玷污自己的简历。
不过，随着对影响因子本质的了解，越来越多的科研学者和机构开始反思用影响因子来评价学者成绩的合理性。
2013年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等70多个组织的150余位科学家签署了《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简称DORA)，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单一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科学家的贡献。到2018年，已有12,800位科学家，872家科研机构签署这个宣言。
2016年，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宣布将知识产权业务和科学信息业务(IP & Science)出售给加拿大的Onex公司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接手科研知识产权的不是学术出版机构，而是投资公司，这也让国内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到：SCI以及影响因子只是一个私人商业公司打造的盈利产品，影响因子高低并不能完全表现科研成果的重要性和科研人员的科研水平，同时，影响因子本身更是极易受到操纵。
用一个数字就能简单地对科学家及其产出进行高低排序，操作简单却深入人心。尽管影响因子饱受诟病，但一直也没有可取而代之的东西出现，科研人员一方面痛恨着，却又不得不向它低头。其实，影响因子还是那个影响因子，差别只在于不同的人的使用方式罢了。
参考文献：
Wikipedia
Tregoning J. How will you judge me if not by impact factor?. Nature, 2018, 558(7710): 345.
Garfield E.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Jama, 2006, 295(1): 90-93.
Thomson Corporation acquired ISI.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Brief Article). Information Today, Inc. 1992.
Paulus FM, Rademacher L, Schäfer TAJ, Müller-Pinzler L, Krach S. Journal Impact Factor Shapes Scientists’ Reward Signal in the Prospect of Publication. PLOS ONE, 2015, 10(11): e014253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2537
Cagan R. 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isease Models & Mechanisms. 2013;6(4):869-870. doi:10.1242/dmm.012955.
Falagas M E, Alexiou V G. The top-ten in journal impact factor manipulation. Archivum immunologiae et therapiae experimentalis, 2008, 56(4): 223.
来源：科学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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