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脊梁 | 周培源：学界泰斗坦荡君子

weixin

周培源 (1902-1993)，宜兴芳桥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全国科协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毕生从事理论物理与流体力学等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也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宜兴芳桥后村一个开明绅士家庭。4岁时在本村私塾读书,1910年在夏芳小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因乡下生活不安定,1912年举家迁往南京，转学于金陵大学附属小学和另所师范院校的附属小学。1913年，全家又迁往上海，他插班进了上海市立万竹小学(现为上海市实验小学)。在这里，他受到了正规而良好的教育，从此引发了他的学习兴趣，成绩提高很快，于1916年期满毕业。

从万竹小学毕业后，不愿学商的周培源先后离开父亲为他选择的南洋商业学校和杭州甲种蚕桑学校，进入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919年由于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而被校方开除周培源回到故乡，父亲对他的“惹是生非”十分恼怒，常加责备。他便躲到芳桥附近的潮音寺闭门读书。一天他在浏览报纸时无意看到条清华学校在江苏招考5名插班生的广告，便毅然赴宁报考，以第五名的成绩被录取。1919年暑假过后，他只身离乡北上，进了清华校园，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决定性的重要一步。

清华学校前身是成立于1909年的游美学务处,1911年易名清华学堂,1912年改称清华学校，它是通过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当时分中等科、高等科两部分，每科4年。从中等科到高等科的二年级，相当于现今中学阶段的6年。而由高等科毕业后，要经过严格选拔，“品学兼优”者才可被直接送往美国留学，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学成后回国。由于对出国人员选拔十分严格学校实行淘汰制，因而每年都要招收插班生。周培源初进清华时被插入到中等科三年级学习。这里优良的环境、一流的师资使其如鱼得水，便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由于他各科成绩优异，一个月后升入中等科四年级。中等科毕业时，成绩名列班级第二，顺利升入高等科。在读高等科三年级时，他把解析几何的方法引入号称“世界三大难题”的“三等分角”的研究，被数学老师郑之蕃评价为创新之举。一年后，他的科学论文《三等分角二则》在《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初步显露出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才华。1924年秋，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留学美国的资格。

周培源原本立志学工，以便将来回国直接为发展祖国工业、加强国防服务，但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起整个世界轰动，激发了他对物理的兴趣。又因芝加哥大学有著名的光学家麦格森教授和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等一批著名教授执教而蜚声世界，于是进入芝加哥大学数理系学习。在芝加哥大学他惜时如金，仅用2年时间，累计通过47门课程，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927年春，周培源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28年初周培源尚未毕业，就被导师贝尔推荐参加该年美国数学学会会议，并在会上作“劳伦兹变换的一个新推演”的学术报告。他是与会者中唯一做学术报告的学生。不久周培源又以《在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具有旋转对称性物体的引力场》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成为1928年全美数学和物理学领域毕业的49名博士之一，也是留美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第二位中国人。这样，从1924年秋至928年春，周培源仅仅用了3年半的时间就连克学士、硕士、博士3个学位，完成一般人6到8年才能完成的学习任务，创造了清华留学生乃至中国留学生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是靠他一生的座右铭勤奋”两字实现的。

1928年夏，获得博士学位的周培源继续滞留半年左右，先后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作短期访问学习。1928年秋赴欧洲先后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瑞士的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跟从海森堡和泡利教授进行量子力学的研究。不久，应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欣然应允回国任教。

1929年，年仅27岁的周培源回到清华园，成为物理系一名才学卓著的年轻的物理学教授，开始了他一生中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最光辉的历程。

在清华的最初十年，他一直从事相对论的研究，并且主讲理论力学，教授相对论、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理论物理课程。他以高度的热忱和责任感教育学生，视学生为亲子，把发展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在教育与研究过程中，他非常关注物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并将这些科研成果及时导入教育与研究过程之中，使之贴近世界科技发展的脉动。

1936年，周培源按照清华大学教授执教满5年可以休假1年的规定，将夫人和2个年幼的女儿送回宜兴老家，只身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工业研究院工作，参加由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亲自主持、许多年轻物理学家参加的相对论理论研讨班，他亲聆爱因斯坦的教导，并常常与其讨论学术，两人结下深厚友谊。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回到清华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培源携家眷在敌人的炮火声中，流离转徙西南联大。面对山河破碎的祖国，他始终坚持一种理想，要以科学为武器，为拯救灾难中的祖国尽力，为此自学了弹道学、空气动力学等理论，并在当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从事他的第二专业——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希望能在战时国家的国防、航空及水利方面有所作为。1940年，他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关于雷诺求似应力方法的推广和湍流的性质》一文，在世界上第一个推导出求解脉动量方程和提出求解办法。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为以后湍流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方向；同时他还发表《论弗里德曼宇宙的理论基础》和《论宇宙空间的球对称性和弗里德曼宇宙的理论基础》两篇论文，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弗里德曼宇宙”，在广义相对论宇宙论的研究方面又有了新进展，被学术界誉为“半个懂相对论的人”。

1943年，周培源第二次休假至美国。他先在母校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继续深入研究湍流理论。没几天，美国移民局为搜罗各国科学家便来通知他加入美国籍，但他婉言拒绝，一笑了之。

这阶段是周培源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他的研究成果有了更大突破。1945年，他在美国《数学应用》杂志上发表《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的论文，提出湍流运动的两种解，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这篇文章被国际科学界视为经典，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周培源被公认为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由于他在湍流理论上的卓越成就，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承担鱼雷空投入水的科研项目，经研究提出了计算鱼雷入水产生的冲击力方程，且为试验所证实。后美国据此设计出水上飞机，这一成果美方视为机密，直至1957年才解密，而周培源自己留的那份研究稿，则在新中国建立后交给了我海军有关部门。二战结束不久，周培源被邀参加美国军工试验站工作，待遇优厚。由于这是政府科研单位，外籍人员必须加人美籍方可任职。为此，他提出3个条件：第一，不入美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任务；第三，有权随时离开。美方破例答应了他的要求。1946年6月，他代表国内中央研究院赴欧洲出席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9月，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并成立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周培源参加会议并当选为两个大会的理事。   

1947年，周培源谢绝许多好友的劝说挽留，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毅然携妻女回到仍然是战火纷飞的祖国。1948年，在他第四个女儿出世一周后，即应邀出席在英国召开的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和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会议。11月7日，周培源从欧洲返回北平，此时的北平已处于解放的前夜，清华园里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他担任清华大学巡防委员会主任，立即参加护校工作，并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很多工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他冒着寒风，与师生一起骑自行车到前门欢迎解放军，从此，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开始了新的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大量的行政、外事、社会工作占去了他的许多精力和时间，但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始终锲而不舍、争分夺秒地坚持做科学研究，在相对论和湍流理论这两个互不相关且极具挑战的领域里辛勤耕耘70年，先后发表论文50多篇，取得卓越的成就，为世界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于1980年荣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于1980年和1981年两次获得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授予的“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新中国成立后，周培源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且为校常委会9名委员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他调到北大任教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曾任数理化学部的常务委员,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提名任副校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由邓小平提议任校长，直到1981年年事已高才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但仍是北大教授。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心始终与北大的兴衰和祖国科教事业的发展连在一起。

1958年“大跃进”，教育也要“大跃进”，北大曾有人提出将原需八九年完成的学士、硕士、博士3个阶段的学习时间改为6年，并被通过了。后来北大好多系或专业，因无力开授6年课程，只得让学生提前毕业。他作为主管教育与科研的副校长对此坚决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1966年，由北大聂元梓等7人写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搞乱了北大，继而搞乱了全国。他对北大被砸得稀巴烂痛心疾首，他顶住压力，坚持真理，敢于硬碰硬，贴出“致聂元梓的一封公开信”，公开阐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及聂元梓本人的看法。1969年下半年，周培源下放到陕西汉中的“六五·三”北大分校工地劳动。不到2个月，迟群打电话要他立即返京。原来是陈伯达欲打倒爱因斯坦，正在组织人对相对论展开批判，写出文章准备在《红旗》上发表。周培源对当时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坚决地表示：“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上，否则将来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他还曾当面对陈伯达说：“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短短几句话，义正辞严，立场鲜明，掷地有声。这场批判相对论的闹剧也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1971年，周培源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该文的发表，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对抵制极“左”思潮起了重要作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同年7月19日，在他的努力下，任之恭林家翘等27位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接见，周培源全程陪同。此后，他就我国基础理论落后的原因及建议上书周总理，得到周总理的有力支持和肯定，也是对“四人帮”的有力回击和批评。1978年3月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至1981年5月)。同年6月，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和其他领导一起，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拨乱反正，对学校的教学机制、学科设置、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迅速恢复正常。

1981年4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一文。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自己对师资水平、人才培养、学术现代化、思想教育及高等学校的领导等5个方面的看法，并借鉴国内外办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就如何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水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开拓了新思路，注入了新动力，指明了新方向。此时,80高龄的周培源感到身心疲惫，于是向党中央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请求并获批准，但仍是北大教授，并一直带研究生和做科学研究，真正实践了他“永远不能离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神圣诺言。周培源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科学、教育生涯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王竹溪、钱三强、彭桓武、钱伟长、林家翘、段学复、于光远、胡宁、郭永怀、杨振宁、张守廉等众多著名科学家，都听过他的课，受过他的教益。

周培源一生胸怀坦荡，从不囿于一已之私利，始终以祖国为重，以人民为上。

1987年11月，他将宜兴芳桥后村的26间600平方米的祖居献给家乡人民，将1982年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150元一并献出，建成芳桥乡后村科普文化活动站。

1989年，他和夫人王蒂澂将凭工资收入积余多年收集的145件古代书画，无私地捐献给无锡市博物馆，实现了他们“把艺术还给人民”的愿望。经专家鉴定，这批古代书画艺术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其中包括明清主要书画流派及代表作家的真迹。1989年11月，周培源夫妇又将捐赠所获奖金分别转赠给他们曾经工作和学习过的学校—北京大学、清华附中、上海市实验小学、扶余县实验小学和宜兴芳桥乡后村小学等。后来，他的女儿又将部分奖金集中起来，成立周培源基金会，用以弘扬他俩的无私奉献精神，支持科学、教育事业发展，促进国际间文化科技交流。纵观周培源的一生，以其勤奋、真诚、求实的态度和追求真理、无私奉献、严以律己、刚正不阿的作风取得了科学和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他不愧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宗师巨匠，表率楷模”。

来源：宜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ID：yxlyyl），原文来自《宜兴籍两院院士》，编辑：丁洁。